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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以及1963年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战犯审判，1961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更为有名。摩萨德的秘密逮捕、一百多名出庭证人血泪斑斑的故事（尽管他们之中有一些与艾希曼并无交集），以及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无疑使得这场司法上不那么严谨的审判具有政治秀的意味，但也让纳粹大屠杀真正进入到了西方社会的公共生活与学术话语之中。
促成了这一转变的，甚至比审判本身影响更大的，是汉娜·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尽管这份对庭审的观察报告聚讼纷纭——尤其是她对犹太领导人的批评以及艾希曼小丑似的形象；但拒绝判断自己道德义务的“办公桌杀人犯”从此有了具体的对应，它也反映了欧美大屠杀研究审视纳粹德国极权体制和“毁灭机器”运作模式的主流做法。阿伦特以后，对艾希曼这一符号式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近年来也引起了中文学界的充分关注。得到译介的除了完整版的阿伦特著述外，还有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这本回归庭审过程的《艾希曼审判》。
利普斯塔特是美国犹太裔史学家，以批判大屠杀以后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大屠杀否定论为主要的立场。利普斯塔特在她的成名作《否认大屠杀》中批评英国作家大卫·欧文——他否认希特勒知晓大屠杀、存在周全的大屠杀计划以及毒气室之存在——是“戴着眼罩的希特勒党徒”。1995年，欧文竟将利普斯塔特与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以诽谤罪告上了法庭。纳粹德国史专家理查德·埃文斯也作为利普斯塔特的专家证人参与到此案之中。这桩讼案最终以历史学家的胜利告终，但也让人们意识到，即便在20世纪末，反犹主义仍旧披着不同的伪装，损害着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利普斯塔特将她与欧文的诉讼与艾希曼审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根源，也即反犹主义。在这一点上，利普斯塔特赞同以色列当局在1961年的出发点：受审的不只是艾希曼，更是数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
正如在欧文一案中，史学家们回归到历史事实和历史证据本身，有力地反驳了欧文的主张；利普斯塔特在《艾希曼审判》一书中，也基于庭审记录、以色列警方对艾希曼的审问记录、媒体报道等一手材料，回到历史现场，希望还原艾希曼及其审判的真实情形——就像大屠杀否定论者不应该被简单地归入“疯子”的范畴，艾希曼也不能被抽象为“毁灭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该书紧密围绕审判的全过程展开，包括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藏匿与被捕、以色列对审判权的主张和由此产生的争议、警方审讯的过程、由检方与出庭证人串联起的与艾希曼有关的纳粹迫害与“最终解决”过程，以及艾希曼在庭辩现场的回应和表现等。
值得注意的是，利普斯塔特在《艾希曼审判》中显然是以阿伦特作为主要的对话对象（这也是不少相关著述的主要出发点）。利普斯塔特不仅专立一章，希望能够公允地评判阿伦特的得失，还用与阿伦特类似的、复现庭审现场的编纂方式，提供了一个与后者截然不同的艾希曼形象。《艾希曼审判》对于其他同题材作品所抛出的许多问题给出了不同解答或看待方式。阿伦特视犹太领导人为帮凶，而利普斯塔特则通过证人证词为犹太人委员会勾勒出一个更复杂多元的形象。在艾希曼是否是不值一提的办公桌杀手这个根本问题上，利普斯塔特尤其重视通过警方审讯、证人证词、庭辩现场等材料中的细节，如艾希曼的话语、动作、情态语气等，来呈现具体生动、在不同情形之下矛盾重重的艾希曼形象。例如，声称自己明了“每一项法律都存在特定漏洞”的艾希曼，坚持自己所有的行动都是“服从命令”。他甚至能够在熟练引用康德道德律的同时，强调来自帝国的绝对命令使得他“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对康德歪曲解释是因为他有限的哲学思考能力；而利普斯塔特却暗示，当这样的哲学反思与他为置数百万犹太人于死地而感到满足放在一起时，这个人物看起来更加可怖了。这份对艾希曼的观察表明，他并非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是有学识且狡猾的强辩者；他绝非在最终解决计划中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办事员，而是一个有手腕、有影响力，并且尽己所能，甚至创造条件也要（超额）完成屠杀任务的反犹主义者。
大屠杀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曾评价阿伦特对大屠杀的观察选对了范式，却选错了例子。利普斯塔特也并非彻底否定阿伦特的观点，而是提供了认识这一事件的另一不容忽视的视角：存在于艾希曼以及整个纳粹德国体制中的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文化，同样是推动了大屠杀的根本性力量。在20世纪末以来的大屠杀研究中，从对纳粹体制的结构性分析转向对意识形态文化的意义阐释，也成为一项新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利普斯塔特对艾希曼审判的重新审视还具有另一重价值，即站在犹太人，尤其是幸存者的立场上，为他们的历史经验与记忆而战。利普斯塔特不仅关注艾希曼的形象，也着力分析了审判如何影响了它的另一重主角——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人。经由这场审判，幸存者开始在公共领域中讲述自己的大屠杀经历与感受，“如羔羊走进屠宰场”的刻板印象被扭转，“你为什么不抵抗”这个令人刺痛的问题也有了更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回答。大屠杀被重新倾听。
《艾希曼审判》一方面捍卫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有着明确的警惕反犹主义思想死灰复燃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过于武断地将艾希曼视为一颗螺丝钉，强调极权体制之下不加思考和判断的“平庸之恶”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利普斯塔特将大屠杀主要归咎于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参与者的个人意愿与能动性，也容易走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历史解释。
（原标题：回归到历史事实和历史证据本身，审视“平庸之恶”——艾希曼审判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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